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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开放创新平台建设的三个“一样重要”
发布时间：2024-02-05
作者：科学数据中心
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派，本期专栏作者于2023—2024年前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学半年，现陆续将访学交流期间的所观所感整理形成了一些心得体会，希望能够通过点滴的观察与思考，给大家的研究与工作提供些许参考与启发。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探讨的话题和看法，仅为作者的思考，不代表机构观点。 ——编者
哈佛访学随感（1）赵峥
当前，国内许多智库都在积极推进开放创新平台建设，试图通过更大范围整合资源，更广空间拓展网络，提升自身政策研究能力和决策咨询质量。我此次访学所在的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 nment，以下简称“肯尼迪学院”），既是世界顶尖的公共政策研究教学机构，也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知名智库之一。赴美之前，我就在想，作为一名国家高端智库的研究人员，短暂的访学交流，不能仅仅拘泥于深入某一具体专业领域，既然身临其境，还需要多找机会广泛参与、互动学习，通过相对近距离的观察，了解美国智库在建设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做好政策咨询研究方面有何可取之处？带着这一问题，访学期间，我拜访了肯尼迪学院的部分研究中心并参与了一些特色智库交流活动，并结合“开放”“创新”“平台”这三个关键词，形成了三点初步认识。
一是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一样重要。汉代《盐铁论》中曾云“多见者博，多闻者智，距谏者塞，专己者孤”。对智库建设而言，广开言路同样是智库开放创新平台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但事实上，真正做到“开门办智库”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开门”的切实行动，更要有“开门”的心态与胸襟。在我看来，肯尼迪学院就很善于通过设计“场景”来支撑其智库开放活动。这从每日发布的活动布告就能够看出来。工作日期间，学院从早九点到晚七点，几乎每天都会有七八场各种类型的交流和研讨活动。而在人员组织方面，我初步统计了一下，以9-10月份为例，近一半以上的活动主角并不是肯尼迪学院甚至哈佛大学的专家学者。在学院教室、会议室、报告厅等场所，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现任或前政要、跨国公司高管、知名专家学者轮番登场，不仅担当演讲或评议嘉宾，有的还“喧宾夺主”直接做主持人，“非哈佛”“非肯尼迪学院”的色彩非常突出。而推动这一系列实践的理念则来自于其成立以来就坚持的办院宗旨，即全球的开放交流与合作，能够为研究人员带来更加贴近真实世界的经验和观点，并更好地传播成果和提升公共政策影响力。
相对于对外开放而言，智库的内部开放往往在实践中更容易被忽视。肯尼迪学院很重视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一致性。学院与哈佛商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等共同开设学位课程，联合开展了关于组织行为、政府领导力、医疗改革等一系列研究项目，院内各中心的合作也非常频繁，通过共同“办活动”和“出成果”，推动智库思想交流、信息交互和人员交往。无论是院长还是研究行政人员，在报告和发言中都很突出community（团体）的观念，强调共同性和归属性。在共同的community（团体）里，学院是哈佛大学的组成部分，院内各中心亦是学院的一份子，对内开放是提升学院凝聚力和行动力的内在要求，也成为了增强学院内部人与人之间联系沟通的重要纽带。
二是创新结果和创新过程一样重要。智库作为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智囊团”，“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通过思想和理论创新，不断形成能够解决新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办法，影响决策、传播知识、引导公众，既是应有之义，同时只有如此方能“名符其实”。肯尼迪学院创立之初，就因其与政府的紧密联系而具有浓厚的智库色彩，其使命也明确为改善公共政策和领导力，应对政府面临的各类挑战。目前，学院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公共政策教学机构、政府人员培训基地和智库研究机构，围绕保护国际安全与自由、加强民主、促进社会正义和人权、提高经济福祉、提高可持续性、优化公共领导和管理六个方面，承担了大量的政府和社会研究课题，形成了一批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宏观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过，在访学交流期间，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这些创新成果产出的过程。我曾经参加了一次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对经济社会影响的讨论会。尽管只有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但到场的三位嘉宾各执一词，有讲正面影响的，有谈负面作用的，还有“有备而来”，提前设计好小程序请现场参会人员直接扫码投票表达观点的，唇枪舌战，十分热闹。场内听众也不时抛出一些我们通常认为“下不来台”的问题，会场气氛“火药味”十足，直到会议结束，我也没有听到明确的会议总结。对此，我颇感奇怪，就请教主办方的一位教授，问他，“这样的讨论是否成功”“最后怎么没有会议结论”？他当时的回答很简单，“有人真正参与讨论了就算成功。至于会议成果，每个人在讨论中有所启发会更重要，也许听众里的某个学生未来就会有成果”。这样类似的讨论、交流很多，比之更为激烈的观点和政策辩论也并不鲜见。我时常在想，经济学上讲，创新的收益最高，学习的成本最低。智库拥有具备显示度的创新成果固然重要，但长期的学习互动过程同样不能忽略。特别是很多这样的过程短期看似并无直接效果，并不能迅速形成智库“产能”，但如果能够形成智库创新的“土壤”，营造良好的智库创新生态，孕育下智库创新的“种子”，长久来看，对提升智库的“投入-产出”效率大有裨益。
三是正式平台和非正式平台一样重要。“中心多”是肯尼迪学院的一大特色，而各有所长、互相支撑的各类中心、委员会等内部机构也是肯尼迪学院的重要智库平台。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国际理事会卡尔人权中心、咨询委员会、全球发展理事会国际发展中心、公共领导力中心、马尔科姆·维纳社会政策中心、肖伦斯坦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中心、陶布曼州和地方政府中心等都声名远扬。这些正式的公共政策研究平台，不仅是智库重要成果的策源地、智库人才的培养基地，还是新兴研究平台的孵化器和加速器。如我所访问的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上个世纪80年代就一直开展创新与民主治理之间联系的研究，已经成为哈佛大学研究和参与美国和世界各地民主和民主治理的首要平台。同时，该中心还与彭博慈善基金会合作，创建了彭博哈佛城市领导力计划，自2017年起已与全球465个城市的2271位市长和524名高级城市官员开展合作，并后续组建成立的彭博城市中心，在推进世界各地城市的领导力和管理教育方面成效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正式的平台在推动智库开放创新的过程中同样引人瞩目。比如，肯尼迪学院图书馆组织的“编程+披萨”（Pr ogr amming+Pizza）项目，主要是用于培养计算研究技能的协作空间，通常在下午5—7点举行，其宣传目标明确注明是一起学习（也吃披萨），并配合“数据破冰船”活动，成功解决研究中编程问题的人还会赢得一个小奖品。“数据甜甜圈”（Data+Donut s）学习和讨论小组，从海报设计到活动组织，都在“喧宾夺主”地强调美味的甜甜圈和咖啡，实际上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下，讨论大数据技术在学术和政策研究中的应用问题。类似众多形式多样、机制灵活的各类研究小组，作为智库研究的非正式联合体，更加突出小型化、分散化、去中心化的色彩，形成了智库研究的“微”平台，为不同领域、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智库研究人员提供了互动平台，也为各类“奇思妙想”的现实解决方案提供了输出渠道。这些非正式平台的差异化特点和功能，与正式的中心互补互惠，共同组成了兼容严肃与活泼、秩序与活力的智库开放创新的“大”平台。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